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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行理财业务机制研究》(苏薪茗 )序:银行理财与中国经济转型

    •    学术界和业界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内在风险以及与“影子银行”的关系存在巨大的争议,这反映了大家对有关的定义、术语和测算缺乏清晰的界定。苏薪茗所著的《银行理财业务机制研究》一书在澄清概念争议、人们对银行理财产品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深化的一个渠道和工具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等方面,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事实上,银行理财产品是促进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在推进中国资本市场深化过程中的作用才刚刚开始发挥。
       
          简单地说,目前中国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往往被认为是银行存款的替代产品。如果一种银行理财产品由银行承诺100%的担保,则银行将承担所有潜在的资产违约风险,这种产品确实算是银行存款的替代产品。不过,如果一种银行理财产品并未由银行100%担保,那么就会出现混淆:究竟是由银行还是投资者来承担违约风险呢?在银行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银行是按照“买者自负、卖者有责”的原则来销售,银行要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并向合格的投资人充分揭示产品的风险和收益。
       
          单单从概念上看,一种银行理财产品如果提供较高的预期收益,那么潜在的投资风险也将是较高的,高预期收益和高风险都将由投资者最终承担。
         
          但是,由于银行理财产品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还比较短,公众往往认为只要是银行发行的产品,都有隐性的银行担保。这就给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结果是,大家真正要关心的问题不是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相关的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是有关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的标的资产的质量状况。
       
          因此,与银行理财产品相关的两大风险就出现了。从资产端来看,作为银行理财产品的标的资产的违约风险值得关注,尤其是那些并未获得银行担保的银行理财产品更甚。从债务端来看,如果银行不能很好地管理银行理财产品的资产与负债风险,那么某些银行理财产品就很可能出现挤兑。传统的银行危机或存款挤兑的出现,是由于存款人对银行缺乏信心而出现的恐慌造成的。前些年,欧美国家发生的次贷危机是一场批发银行的危机,银行向投资者销售资产证券化产品获得融资,但是一旦这些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标的资产中含有太多的有毒资产,投资者就拒绝购买此类产品,危机就出现了。虽然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整个行业出现挤兑的风险较小,但是对一些流动性不足、存贷比接近上限的个别小银行来说,风险值得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苏薪茗博士的这本著作对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的政策改革而言,就显得非常及时,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已达到10.2万亿元,而同期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07.1万亿元。这些银行理财产品已经成为银行融资和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既可以从银行理财产品中获得利差收入,也可以获得手续费收入。
       
          一些评论人士把银行理财产品的快速增长归结于“影子银行”问题。毫无疑问,一些银行理财产品是由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机构”,特别是信托公司打包而来。但是银行理财产品的兴起,兼有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成因。首先,个人和公司投资者都希望自己的资产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担心银行存款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其次,从供给端看,企业部门对银行理财产品也有潜在的需求,许多中小微企业如果没有抵质押物,基本上不可能从银行获得信贷。这些企业,也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为了获得融资,愿意承受更高的利率。
       
          把各种各样的资产打包进银行理财产品,实质上是一个资产证券化以及创造流动性的过程。在银行间市场,以银行理财产品为抵押的回购协议交易也很受欢迎,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不仅仅是在提供贷款服务,也在为各种各样的资产提供融资。
       
          苏博士在本书中对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的演进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也讨论全球态势对中国的影响。需要指出的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中国,银行变成了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但是,在许多其他国家,共同基金和证券公司借助互联网等手段,创造并使用着一些直接面向零售投资者的分销渠道。
       
          这本著作也指出了中国金融体系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以银行体系为主导,主要是为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服务。中国改革的成功,改善了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些大型国企亦如此;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不再是一个大的融资需求方,一些大型国企变得资金相当充裕,但是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仍然缺少融资。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居民逐步成为了规模庞大的存款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存款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在任何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基本上都存在三大错配需要逐步减少,以实现金融稳定:久期错配、外汇错配、结构性的债务权益错配。
       
          多亏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目前成为资本对外输出国,不再依赖外汇资金。中国面对汇率危机也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确实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贷出了太多的资金。而另一端,美国则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从国外获得低成本的融资,同时又通过在国外管理资产(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资产组合投资等)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中国面临的主要错配问题包括两个:久期错配和债务权益错配,这两个问题都与银行体系有关。银行业结构性地面临着久期错配问题,银行的存款久期可能不到一年,但是银行发放的抵押贷款、企业贷款乃至一些基础设施贷款往往长达5年-15年。这一结构性问题造成银行应对流动性危机非常脆弱,这种脆弱性既会表现在存款渠道(零售银行危机),也会表现在银行间市场(批发银行危机)。正是久期错配的问题,造成较为严格的银行监管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出现。
       
          债务权益错配问题也与银行体系有所关联。银行业是高杠杆行业,相对其规模巨大的风险加权资产而言,银行的净资本显得非常小。如果银行贷款客户也是高杠杆的,那么客户的风险就会传染给银行。与此相反,如果银行贷款客户的杠杆率非常低,那么银行贷款就相对安全,一旦出现损失,将先由贷款客户自己的权益进行冲抵吸收。
      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过度依赖短期银行贷款来为长期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中国下一步还将需要巨额长期资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过程,还在按照每年接近人口1%的速度向前推进,这对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巨大的需求。二是随着中国持续推进自主创新,必须要有充足的风险资本支持一些长期性的创新项目。
         
          银行体系在运营有效率的支付体系以及提供短期信贷方面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是银行存款的隐性担保,使得银行不能够承担较大的权益风险,也不能承担较大的久期错配。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融资和风险资本只能来自于股票市场或者私募股权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体系来说仍然处于高度不发达的状态。长期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的规模在金融业总资产中的比例不超过10%,而银行业资产的比例则超过了90%。尽管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增长很快,但是这个行业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小,而且较为分散。中国正在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和新三板市场进行改革,这将拓宽技术型公司和其他一些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但相对中国庞大体量的中小微企业群体而言,这些改革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
       
          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成因众多。首先,中国A股上市公司主体是国有企业,大企业融资容易,而中小微型民营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融资。其次,受制于中国监管机构审慎的监管要求,几乎所有高风险的高新技术公司都是在海外上市,这也意味着高成长、高收益公司的股票都是国内投资者无法投资的。第三,养老金和保险基金保守的资产配置风格事实上把相当一部分资金锁定在了低回报的银行存款上,资本市场对这些基金来说缺乏吸引力。
       
          虽说谨慎的风格对保护小投资者的利益而言是必要的,但是这也造成了大量资金无法投入到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创新的、长期性项目上,而后者对推进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正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一个高收入的现代经济体迈进。在处于低收入阶段时,需要一个审慎的银行体系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但是,对一个现代经济体而言,相关的风险只能是通过资本市场的渠道,由广大私人投资者来承担,而不是政府。
       
          在上述这片广阔的天地中,资产管理行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果资产管理人仍然把大部分资产都配置在非常谨慎而又安全的资产上,那么整个经济发展就很难获得充足的风险资本。在经济步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就需要有一批专业的资产管理人来管理较高的投资风险。更进一步来说,这些资产管理人,不管是来自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还是创业投资行业,都必须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进而可以从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募集资金。
       
          机构需要在长期投资的风险状况与中国存款人的风险偏好之间寻找平衡。高风险的投资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是如果没有风险,也就没了收益。
       
          我赞同苏博士的判断:银行理财产品并非庞氏骗局,也非“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这些产品是中国经济达到一种更加强大、稳健而又富于创新的状态的转型工具。当然了,在金融市场乃至任何一个市场,欺诈总是存在的,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和市场化的信息披露手段来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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